盛世德才高级猎头顾问分享：

    人越来越“稀贵”，因此，企业家已经不满足只雇用员工的双手，他们希望同时雇用员工的大脑和智慧。然而，要让员工像忠实于自己的家和亲人那样为企业着想、主动献计献策，企业除了要在员工忠诚度上大做文章外，还需要创造一个“让员工自由说话、主动参与公司运营管理”的工作氛围。为此，一些企业设立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沟通机制，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是与上司进行观点“对抗”，当然，这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建设性”。英特尔公司为这种对话沟通机制赋予一个特别的名称——“建设性对抗”。英特尔自己就是通过“一对一”会议、越层沟通、用数据说话等方式，来保证这种沟通有效进行的。

　　不少企业也都设有总经理信箱，高管的手机号也向员工公开，员工也可以通过此类渠道越级反映问题等。然而，凭借这些手段形成“建设性对抗”沟通氛围的企业却凤毛麟角。为什么同样的沟通渠道，在有些企业就能有效运作，而在其他大部分企业里就很难奏效呢？

　　带着这个疑问，2月24日下午，《世界经理人》杂志在北京组织了一场读者对话沙龙活动。特邀请爱国者电子总裁兼CEO曲敬东、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海洋、正略钧策合伙人吕谋笃和华智教育集团董事长孙查理，与现场读者就此进行了充分对话。以下是本次对话的精编部分，详细内容请看：www. ceconline.com/salon。

　　企业的智慧是“对抗”出来的

　　“建设性对抗”机制是一种有效激发员工创造力的方式吗？是否适合所有公司？

　　曲敬东：对企业来讲，人既是巨大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资源，企业应该想想如何激发人的****潜能。“建设性对抗”是一种非常好的开放式的沟通文化，只有打破一切框框，让每一层的管理者，最快速地了解员工和客户的反馈，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董海洋：我曾读过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其中写道：企业的智慧是企业的生命，丰田就是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获得企业智慧的。因此创造开放性的、进行良性互动和沟通的组织，是一个企业的目标。另一个管理学家也说过，企业就是由谈话构成的，谈话是机制，是沟通。沟通效率的提高，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

　　孙查理：“建设性对抗”的沟通方式，特别适用于高科技、知识型企业，如果是应用于中层对高层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对于生产型企业，这种方式是好还是坏尚待探讨。因此，在中国企业里面，采用这种方式需要一定的度，在范围上也应该有所控制。

　　吕谋笃：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都在求新、求变。“建设性对抗”是一个很好的产生创新机制的方法。无论任何类型的企业，面临残酷的市场环境时，都必须去做这种尝试，至于如何导入，那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

　　有效的对抗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氛围下，怎样培养和激发员工的“对抗”意识呢？

　　曲敬东：西方文化鼓励去尝试、冒险，而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遵命”，并在被要求“听话”的环境中成长。因此，建立这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确实是个挑战。不管是老板，还是其他管理者，都应该倡导下属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要是对企业有帮助的想法，可以不用逐级上报，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反馈给管理者。

　　董海洋：德国大众总裁曾经说过，班子不能“和谐”，管理团队中的成员在开会的时候必须要有观点的碰撞和对抗。不过，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要保持相对的和谐性，才能有沟通，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两个人关系已经很僵了，那么，即使再容易沟通的事，也很难去沟通。

　　一言堂的企业可以在创业初期迅速长大，但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要有“敌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批的合资企业获得成功，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对抗的结果，这证明平等的对抗管理模式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

　　孙查理：我们的文化和“建设性对抗”模式所代表的文化，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曾到国外学习、生活过，特别是80、90后，跟我们之前的这几代人是不同的。比如说70后的人，提一个很好的意见，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考虑提完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是80后似乎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在他们之间开展“建设性对抗”可能会更便利些。同时，对于新一代的员工还要做一定的引导，才能确保建设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