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按照方案轻重缓急，《工资条例》在拆分成单项条例后首先是优先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工资支付方面欠薪情况比较严重，帮助农民工清欠的措施会先出台；然后才是难点、热点问题，比如工资集体协商等。

　　邱小平介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合理调节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研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评估机制，指导各地把握调整的时机和节奏，合理确定调整幅度。积极稳妥地推动各类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为企业合理确定职工工资提供参考依据。

　　邱小平说，2002年至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12422元增长到42452元，年均增长14.63%。邱小平称，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5278万人，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农民工工资收入大幅增加，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2005年至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由875元提高到2049元，年均增长15.2%。

　　国企高管高薪亟待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称，国企高管动辄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绝对应是亟待改革的一大重点问题，国企高管工资不应高于同级别公务员工资的3倍。

　　汪玉凯认为，国企高管畸高的年薪是拉高社会平均工资的重要因素，是很多人“被加薪”并引发一定社会矛盾的原因。他介绍，目前很多国企高管其实都属于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企高管，又有行政级别，属于有关部门任命或者委派的。汪玉凯分析，这些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既然还属于体制内任命或者委派的人员，就不应该和私企的职业经理人一样拿市场化的高薪。他认为，这些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年薪达到同级别公务员工资的2至3倍就完全可以了，绝对不应该拿到动辄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这个问题，他认为是有关部门在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乃至在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时应优先考虑的。

　　汪玉凯同时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彻底让垄断行业的利益伤筋动骨，否则作用和意义都将打折扣，目前不尽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也很难被彻底打破。